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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84期本期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毛振华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搜狐财经对话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教授。在对话中，毛振华将今年的疫情对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影响与2008年金融危机比较，认为2020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很难实现零以上的增长，而中国由于有效控制了疫情，复工复产力度持续，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或有机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样迎来“错峰发展”，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毛振华同时提醒，2008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债务风险突出。此外，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货币投放到“铁公基”等项目，但投资效率很低。对企业而言，过多地借贷会导致债务风险增加，造成违约。毛振华说，“企业有危机的时候，应首先考虑调整资本结构，进行低价扩股或并购重组，而不是再去借钱。”毛振华建议，应该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比如给武汉地区减免三年的税费。财政赤字率不仅应突破3%，而且应该更高，后续应加大国债发行的力度。就财政投入而言，毛振华建议应该把钱投给市场主体，更多地用于民生，比如刺激消费。在刺激居民消费上，毛振华建议应该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消费券。 “因为甄别困难群体的成本很高，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对于富人来说，可以建一个基金鼓励他们放弃，比如中高收入者可以放弃消费券，通过基金再发放给困难居民。”毛振华说。关于发放金额，毛振华认为其他地区可以每人发放3000元，武汉可以发放10000元。武汉人口千万，考虑到消费拉动的乘数效应，1000亿元消费会带来更大规模的GDP，这一成本是值得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与搜狐财经对话搜狐财经：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毛振华：今年非常特殊，每个月都有新的判断。疫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即便现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由于西方国家疫情控制力度不足，疫情持续冲击经济，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很难实现零以上的增长。相对而言，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加大力度复工复产。中国经济下半年应该能持续实现正增长，并有底气把上半年的损失追回来一部分。今年中国会再次迎来像2008年那样错峰发展的机遇，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搜狐财经：在当前局势下，我国应该如何把握这次错峰发展的机遇，在宏观政策调控方面应该做哪些调整？毛振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抓住了超常规的错峰发展机遇。中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出台了跟其他国家差不多甚至更激烈的刺激政策。强刺激的稳增长政策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上升的重要基础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来又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2008年的反危机政策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在进行量化宽松的时候，累积了很高的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急速扩张。在金融危机之前，居民的债务率非常低，随着各部门债务率轮番上涨，居民部门债务也随之上升。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基本上都有负债，并且负债率不低。从过去全球的经验来看，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造成经济危机，我们要对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况且当前疫情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下滑、消费能力下降，很多借钱的企业也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在整个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债务比重进一步上升可能带来更大的负效应。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吸取2008年危机的经验教训，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现在的情况要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要找到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工具，同时风险要可控。对于扩大债务工具的方法要慎重，要精准。货币政策不要大水漫灌，即使是结构性的宽松也要非常谨慎，避免扩大债务危机和违约风险。疫情之下，我们采取了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但货币投放出来之后，难以找到落地的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新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加强针对性，既要救急，又能跟长远的发展战略少冲突、不冲突。大规模的基建、“铁公基”这样的项目挖掘已经到了尽头。当前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有效实现资本形成，资金利用不仅效率低，而且见效时间长。所以，要改变过去的习惯，在重大项目上的财政投入应非常慎重，财政投入应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另外，要防止经济断崖式的下行，一定要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让产能得到有效发挥，抓住一切机会稳定生产，稳定市场。搜狐财经：中国今年财政赤字率超过3.6%，您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一个应该发挥主要作用？毛振华：首先3%的红线是个经验数据，是常态经济app下对财政政策限制的一个标准。但现在应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危机，财政赤字率应该突破3%，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货币的投放都是用债务工具，而债务投放都是有利息的，中国的利息大概占了GDP的15%到17%，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债务和利息支付的成本上升，给全社会带来了相当重的债务包袱，因此财政上的发力非常重要。财政发力主要可以通过两点来实现，如给企业减税或者向居民发放福利。综合来看，我们依然要延续比较谨慎的总量政策，但结构上不应过于谨慎，财政赤字率应该突破3%，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搜狐财经：相对美国，我们的债市规模相对较小，您觉得现在是否适合扩大发行国债和企业债，建立更加庞大的债券市场？毛振华：总体来看，当前债券市场要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调整，但国债量并不大，而且国债占比太小。当前形势下，如果还不起债的企业发行过多的债券，就会导致债务违约，最后引发系统性的问题。因为有不少企业是在常态经济app下就有可能要被淘汰的企业，在疫情困难的特殊时期借了钱，反而进一步加速企业死亡，进而加剧了债务风险。因此，对于这类缺钱的企业，更不能鼓励他们去借钱。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本身效率较低的时候，资金容易空转，很难直达实体经济。所以我认为，当前应通过政府加大加杠杆力度，企业举债应该更加严格规范。企业有危机的时候，应首先考虑调整资本结构，进行低价扩股或并购重组，而不是再去借钱。搜狐财经：尽管当前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CPI涨幅收窄，PPI同比下降。您认为我国未来的风险主要是通胀还是通缩？毛振华：CPI与PPI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在需求下降，产能过剩；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压制CPI的重要原因。服务业产品都是打折促销，一般工业支撑品供过于求，所以未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全社会除了少数阶层之外，居民收入普遍下降，需求端购买力不足。虽然货币发行是膨胀的，但是价格和需求并没有同时提高，就会造成通缩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通缩的可能性大于通胀的可能性。搜狐财经：针对这个问题，有哪些解决的办法？毛振华：核心要从需求端发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需求受收入制约，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在收入分配方面，如果把劳动者分配的部分提得太高，就会出现企业劳动者成本上升的问题，最优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政府部门的分配让一部分给劳动者。政府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实现转移支付：一方面是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居民减少后顾之忧，放心消费；另一方面是让劳动者提高收入，有钱消费。由于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呈边际递减的规律，所以进一步提高富人消费的空间很小，但如果提高工薪阶层的分配收入，他们会在短期内把大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搜狐财经：在刺激居民的消费能力方面，您觉得应长期发放消费券还是现金补助？毛振华：我觉得应该发放消费券。现在大家的基本生活消费倾向是下降的，特别是非刚需消费。消费券能够让市场重新得到启动，让基层中小服务业得到保障，而不是把钱用于储蓄和财富投资。这个消费券不是“打折券”，而是钱的代名词。现在很多地方的消费券是政府组织商家捆绑促销，政府不用拿钱或者少拿钱，捆绑之后居民要使用消费券还需要自己去出钱匹配。另外，应该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足额购买的消费券，而不是采取差别性的发放。因为甄别困难群众的成本很高，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对于富人来说，可以建一个基金鼓励他们放弃，比如中高收入者可以选择放弃消费券，放弃的消费券还通过基金再发放给困难居民。搜狐财经：在消费券的设计上，是否需要用在非刚需的消费品上？毛振华：这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来制定，消费券可以在刚需和非刚需消费之间置换，总的来说是肯定能够对非刚需消费形成一定的支撑。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政府不应对消费内容进行过细的划分，过细的划分过程繁琐且不一定带来公平。在强调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想法，往往带来更高的成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武汉地区可以多发一点。比如，其他地方发3000元，武汉可以发10000元。作为一次性开支来讲，像武汉市1000万居民会带来1000亿元的消费，考虑到消费拉动的乘数效应，1000亿元消费会带来更大规模的GDP，这是很值得的。搜狐财经：现在如何救助中小企业？毛振华：“六保”核心是保就业，保就业的核心是保中小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解决的就业有限，受到危机的冲击也相对较小，不会轻易解聘员工，所以国有企业不是保就业核心关注的领域。而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科技创新型和出口外汇型企业，雇佣劳动力多。因此，加大中小企业扶持的力度，精准施策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度引导银行信贷救助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救助中小企业，甚至给银行规定比例去放贷是不合理的，因为银行自身运营的客观规律导致银行不适合给风险企业贷款。因此，要强调财政方面的支持，给企业减免税费甚至直接发放就业补贴。像武汉地区可以减免三年税费，但减免税费的企业要解决一定的就业指标。搜狐财经：针对目前的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毛振华：我觉得要两方面着手，一是精准施策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运转起来，让他们得到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给他们信心，而不是给他们增加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就是鼓励人们采取各种形式的就业，包括摆地摊也是应急的方法。地摊经济扶持小型创业者，各种服务业应运而生，这是应对中小企业倒闭的补充措施，但就业政策仍然需要更加全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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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逐渐蔓延到全球的金经济危机是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水岭。其实，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长周期的增长后，在2007年达到峰值，实际上也需要进行一次周期性的调整。2008年上半年，我们施行的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当我们在奥运圣火熄灭之后再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时，世界已是满目疮痍。我们的首要任务调整为应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从这时开始，中国这个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既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我在2009年发表的题为《次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报告中已经提出，金融危机后支持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因素已经衰减甚至逆转，但韧性犹在；除惯性因素外，结构转型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将告别超高速增长而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这个提法曾被官方采用，只是后来被 “中高速”“新常态”等表述所替代，但表达的内容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平台下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有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人口、资源等传统红利逐步衰竭带来的必然结果。除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之外，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影响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启动货币宽松政策以挽救经济。相比之下，中国并非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所受影响相对可控，但随着欧美等经济体陷入萧条，欧美等国居民依托高负债支撑的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难以为继，外需大幅下滑，国内GDP增速也一度出现断崖式下跌。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在，通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或仍有望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GDP增速短期快速下滑使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度悲观，同时发达经济体大幅量化宽松的氛围也鼓励了国内政界学界通过政府干预稳定经济的热情。为了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进一步下行的风险，中国启动了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由此进入“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金融危机开始直至2016年，保增长、稳增长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政策更偏向于稳增长，但金融危机时的保增长措施本身就以防范风险、应对危机为出发点，本质上仍然与防风险有着重要关联。并且在保增长、稳增长的过程中,政策仍然对防风险予以了高度关注。例如，在危机之后，随着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开始显现，货币政策又开始调整。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将货币政策取向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08-2016年稳增长、保增长措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全球率先企稳，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难得的窗口期。中国经济保持次高速增长，与西方国家错峰，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在2014年成为资本输出国。中国经济从此站在近代史以来最高的平台上。但稳增长下“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宏观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快速积聚。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宏观总杠杆率已经达到265％，较2008年增幅超过120个百分点，虽然低于日本、法国、加拿大，但已超过美国、韩国，也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80％，居于全球首位；政府部门杠杆率也持续增长。此外，为稳增长投放的巨量货币在房地产、股市、债市伺机流动，导致了房地产结构性泡沫问题突出、资金 “脱实向虚”加剧等。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中国宏观政策迎来了调整窗口期，有机会在稳增长政策的边际效用下降和风险累积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开启一轮以控风险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调整。2016年年中，我发表了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转向防风险》为题的报告，第一次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浓缩为 “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报告提出，金融危机以来长期的稳增长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积累了债务居高不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攀升等诸多风险；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企稳，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宏观政策应转换至以防风险为重心。这个报告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渠道提交给中央并获得了领导批示。此后政策的调整与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判断。2016年７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 “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2016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防风险，这个思想在2017年的两会也有所体现；2017年10月举行的十九大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相关监管部门持续出台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宏观杠杆率增长出现边际放缓势头，风险有所缓释。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调整表明，如我之前所预期和建议的，宏观调控重心转向了防风险。2018年至2019年，在中美博弈加剧、中国经济运行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再度加大了对稳增长的关注。2018年６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政策，并在此后的多次重要会议中予以重申。但在政策变中求稳的同时我们并未放弃防风险。2019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稳”字当头的同时明确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2016年以来，中央关于经济政策依然有多个目标，但经常浓缩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逐步定性。回顾2008年以来十余年中国宏观政策所走过的路，我认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可以高度浓缩为两条：稳增长以及与稳增长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防风险以及与防风险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也就是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这是我近年来一个主要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经济学研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1979年９月进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开始算起，我与经济学结缘迄今已逾四十年。1983年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湖北省统计局综合处；两年后调入湖北省政策研究室，先后在战略研究处和综合处工作。1988年６月，我被借调到海南建省筹备组，起草第一届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建省后调入海南省政策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处副处长。1990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在1992年我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前，我基本上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从事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发表了一些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文章，也因此我2006年有幸加入中国人民大学，被聘为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结合之前的研究经历和研究兴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宏观经济动态分析与政策研究上，并和杨瑞龙教授、刘元春教授一起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研究团队每个季度发布一次研究报告，我几乎参加了每一次论坛,撰写过主报告和分报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不少观点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双底线思维就是其中之一。本书所收录的，正是这一时期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在经济学近三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各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不断涌现，大师辈出，灿若星辰。我不敢与经济学大师们相比，但思想的光芒无论多么微小，总该有它存在的价值。我把我这些年关于双底线思维的文稿整理成本书，如果诸位读者觉得能从中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启发和收获，我将深感安慰。毛振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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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2020年7月）于线上举行。百度APP、新浪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11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主持，聚焦“疫情冲击下新一轮信用扩张与宏观杠杆趋势”，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巴曙松，毛振华，闫衍，管清友，刘煜辉联合解析。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代表论坛发布本期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报告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本轮信用扩张的背景、表现的特征以及影响。2、本轮信用扩张下宏观杠杆的趋势。3、相关的政策建议。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蔓延导致社交大隔离、经济大停摆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以缓释经济下行压力，中国也开启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四轮信用扩张。从目前来看，本轮信用扩张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资金空转、套利等负面影响。报告详细总结了本轮信用扩张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以及2008年相比，此轮信用扩张所表现出的信用宽松力度相对温和。一方面，和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规模相比，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动不大，基准利率的下调幅度也相对克制。另一方面，纵向比较我国历次的信用宽松周期，本轮信用宽松力度也相对温和，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远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扩张幅度。第二，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调整，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对面临临时流动性压力的中小微企业进行扶持、救助。央行还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第三批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缓解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和再融资等压力。在这一轮信用扩张中,不管是贷款的规模还是利率下行的幅度，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均变得更加明确。第三，融资支持力度加大，融资“量升价跌”。截至2020年6月底，M2、社融和贷款规模增速都比去年年底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贷款利率也有比较明显的下调，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从年初到6月份约回落50BP；债券市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回落。第四，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债券融资便利性进一步提高，非标监管继续加强。这一轮信用扩张更多的是通过贷款和债券规模扩张，受监管影响非标影子银行扩张方面相对有限，非标融资的占比在这次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急速上升的势头。报告详细分析了本轮信用扩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影响一：降成本效果显现，有效助力经济修复。无论是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还是信贷市场，利率均有下行。这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助力经济修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二：推动了市场融资app明显改善，避免了大规模流动性危机的发生。宽松的政策向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信用风险释放短期趋缓。债券市场上半年新增违约主体同比、环比均减少，公募市场滚动违约率有所下行。影响三：在宽信用下，不同市场利率存在差异，加大了资金套利和流动性淤积的风险。在低利率app下，企业以低成本获得资金后，可能更有动力购买风险收益相对确定、收益率相对更高的金融产品，带来企业资金套利以及资金空转的风险。这在3-4月份表现得比较明显，5月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已经得到了一定抑制，但在宽信用背景下，仍需防范未来可能再度出现资金空转、套利情形。影响四：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疫情冲击叠加减税降费的影响下，财政收入近5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且在财政收入掣肘下，财政支出也显著回落。区域财政实力也进一步分化，今年1-5月近九成地区财政平衡率同比下滑，其中半数地区财政平衡率低于50%，中西部地区财政平衡率普遍低于50%，财政收支缺口压力较大。影响五：宽信用下资金或流入股市或房市，推高资产泡沫。信用宽松下，4月以来房地产销售明显回暖，股市前期也快速上涨，资产泡沫化风险依然存在，未来仍需高度关注。报告重点分析了本轮信用扩张下宏观杠杆变化以及趋势。从总量来看，信用宽松下非金融部门总债务迅速上扬，增长加快。上半年，非金融部门总债务较去年底增加20万亿元至290万亿元，同比增长12.25%，增速较去年底上升1.7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下行加剧，作为杠杆率分母的GDP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分子增长加快、分母增长放缓的双重作用下，上半年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出现明显攀升。从结构来看，由于政策稳增长着力点的差异，非金融各部门债务风险走势也有所差异，分化态势加剧。非金融企业部门仍然是推升宏观杠杆率最为重要的主体，但疫情冲击下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同时对未来预期较为悲观，受限于加杠杆的能力和动力不足，二季度以来杠杆增长持续边际放缓，高基数下加杠杆幅度较大但增速较低；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房地产市场表现密切相关，由于年初疫情影响，房地产交易受限，居民部门房贷增速回落，杠杆率有所下降，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杠杆率恢复平稳上行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发力背景下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较快，政府部门杠杆率同比增速居于各部门首位。根据对下半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以及对宏观杠杆率走势的模拟，中性的假设下宏观杠杆率增长或趋缓。中性情境下，随着经济延续复苏，信用宽松或边际趋缓，宏观杠杆率的增长有望边际趋缓。悲观情境下，疫情再度反复，信用扩张力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宏观杠杆率进一步快速上升。报告更倾向于中性情境下的判断。报告认为，疫情冲击下实施信用扩张对于经济恢复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修复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但信用扩张在一定程度加剧企业债务的脆弱性，从中长期视角看信用风险仍不断累积。疫情和经济修复未来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经济修复不如预期，信用风险可能会出现加速暴露的趋势。在重点分析了本轮信用扩张下宏观杠杆变化趋势之后，报告对下阶段的宏观政策调整提出了如下建议：调整信用扩张结构，扩大基于财政政策的宽信用。随着疫情常态化，基于宽货币的宽信用效率将会下降，部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溢出，导致金融市场杠杆上升，房地产价格上涨，宽货币下的宽信用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政策调整转换宽信用的结构，扩大基于财政政策的宽信用，加快财政支出，提升特别国债和专项债支出的信用拉动和杠杆撬动作用，加大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信用支持力度，通过与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配合，提升信用扩张效率。调整信用周期扩张节奏，由阶段性加杠杆逐步转向稳杠杆。信用扩张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有一定的边界约束和局限性：随着信用扩张成效的显现，实体经济短期流动性压力有所缓解，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资本支出意愿不足，投资需求下降，宽信用需求不足，后续继续宽信用的必要性有所降低。另外，当前经济复苏仍存在非均衡问题，宽信用并不能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且不加节制的宽信用会加剧债务风险压力。因此，在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信用扩张节奏应有所调整，从前期阶段性的加杠杆逐步向稳杠杆转变。关注政府信用扩展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尤其需要关注新一轮信用扩张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抬升的隐忧。在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断崖式下滑，财政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来仍需注重地方政府负债规模与其自身财力、发展阶段的动态平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收支压力加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融资功能的依赖性增大，城投债发行规模扩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边际上升，进一步加大隐性债务化解压力。此外，地方专项债的扩容和使用效率也值得关注，部分募集资金闲置、项目市场化程度不足、现金流压力较大，加大了专项债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把握好后疫情时期信用扩张中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再平衡。疫情冲击下宏观杠杆约束放松，宏观政策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压力，支持实体经济债务展期和延迟还本付息，债务市场融资效率提升，纾困式宽信用政策支持下延迟了债务风险暴露。随着政策常态化，下半年债务风险或将逐步暴露，债券违约风险或将上升，前期由于信贷展期而被压低的银行不良率也将呈现上升态势，尤其需要关注中小银行风险暴露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仍需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再平衡，既要防止稳增长导致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的继续快速累积，也要防止扩张性的政策过快收缩导致风险加速暴露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就以下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如何看待信用宽松下的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主要谈到了此次脱实向虚与以往的差异。第一，这次脱实向虚内部也非常分化，主要是在一些新经济的龙头股。第二，在资本市场内部，基本还是由新经济和龙头企业在带动。第三，落实到中国资本市场情况来看，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有一个契机。这一轮在充足的流动性下，资本市场在资产泡沫价格隐忧下的一个亮点就是，通过这些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经济的融资，把流动性引入到了实体经济，来推动其发展。目前是个充足的流动性app，确实杠杆率上升快的情况下，要防范杠杆率过快上涨带来的隐忧和风险。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调整融资的结构，特别是把充足的流动性通过适当的制度调整和创新，引入到新经济领域。这不仅能够优化融资结构和控制杠杆率上升，还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指出，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是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本轮信用宽松的基础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有着根本不同，在当前债务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会加剧债务风险，因此政策稳增长要更多倚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以来很长的时间内，财政政策发力主要着力于大型的基建项目和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救助和拉动居民消费。中国社科院教授，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指出，用超级宽松的流动性政策对冲经济的不确定性上升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副产品。经济中间的ROE（资产回报率）的水平是由经济众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如果不推动结构性改革，ROE在短期内要出现回升是很困难的。我们站在一个危机的端口面临诸多的问题，如果强力地推进技术制度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就能够化危为机，抑制我们系统产生不利的因素，极大地激昂我们系统中积极向上的因素。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管清友指出，日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和教训。第一，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经济出现泡沫也不仅仅是因为日元升值，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失误，这给我们一个警醒。第二，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还是要靠结构化改革。第三，结构化改革不只是来自于资本市场领域，现在把数据这些也都被列为所谓生产要素。结构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来自于土地。土地改革力度和步子要更大一些，不仅仅形成城乡土地市场的统一，在土地产权、法律上也要做一些变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我们必须要看到几种现象。第一，信用宽松下，资产价格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第二，在资产价格变异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出现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必须对此做出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研判。对于目前金融指标的一些变化进行一些过激的反应、非常态的监管，可能不利于我们化疫为机，变乱局为新局。所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够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的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如何看待稳增长，稳杠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系？巴曙松指出，首先，这次疫情带来数字化的加速，实际上没有形成大家说的所谓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使得内外循环界线模糊。而更多地是使内循环、外循环融合在一起。第二，稳增长，稳杠杆。通过加杠杆刺激增长，也是为了对冲疫情冲击和贸易摩擦冲击的宏观政策的必须之策。第三，不能总让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停留在商品领域，中国现在金融市场已经具有足够的规模了。这时候要把金融资源内循环和外循环作为整个国内外良性循环互动。毛振华指出，全球经济下滑，居民消费倾向下移，外部需求持续疲弱，同时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完善内循环十分有必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完善内循环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需求不足，这就需要宏观政策精准施策，金融支持要注重结构性调整，使得金融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内循环的构建与完善。与此同时，从供给端来看，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要加大对关键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国之重器”领域的投入。此外，虽然面临多重阻力，但我们仍然要着力拓展外部循环，尤其需要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口和国内消费品的出口。管清友指出，我们内循环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监管、管制、管理的法律法规统一。现在法律法规上看似统一，实际各地执行的尺度、力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统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2、充分地降低跨区域的物流、交通、企业运营这种成本。3、提质增效必须要走的一个步骤。稳增长还要从不光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宽松、对冲出发，还要帮助这些困难企业、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幅度是非常大的，如何平衡好这种关系，在稳增长、稳杠杆以及稳消费这几方面平衡好，需要从长计议或统筹来安排，不能出现“政策绑架”的情况。刘煜辉指出，在未来的智慧城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基础设施会变成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以及巨大的数据流、信息流和巨大的场景。这些新型的生产要素，成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组件。如果中国能够做得好，坚持内循环为主体，通过国内打造巨大的内需、巨大的市场，把我们面临脱钩冲击的中国强大的工业集成能力、核心产业链做起来，这就能够变成现实，能够在未来G2长期脱钩的博弈中间找到更有利于中国的一个新的均衡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目前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有高度的重视，也就是说未来很重要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对于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我们要高度关注，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一个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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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宏观政策研究上。早在2016年，他就提出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20年新书《双底线思维》出版，这是他过去十年宏观经济思想的总结，而且依然适用于当前的疫情app。日前，毛振华教授在第63场经心读书会上，为读书人导读《双底线思维》。他客观、科学地总结了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回答了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根据当天分享整理而成，上篇为问题解答，下篇为导读摘要。01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我在《双底线思维》一书中提到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冷战。美国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目前中美正处在第二步“脱钩”。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盟国政治，美国与盟国之间有经济利益调整的需要，但他们依然是政治军事外交联盟。所以美国会不停地与欧盟、日本打贸易战，但美国并不将后二者视为敌人。但美国将中国列为敌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而言是一次考验和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全面斗争。所以和中国决战，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才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四处张口。02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破局呢？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产生了误读，误以为中国不再进行改革开放了，误以为中国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我们现在是美国动用一切力量打击的对象，国内有很多人恨不得马上和美国决战，我认为不够理性。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时间窗口是伟大的，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美国现在好比是中壮年，有经验，实力雄厚。中国更像青少年，年轻有冲劲。尽管我们的GDP增速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国高，再过十年或许我们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所以，想办法化解矛盾，赢取时间，在最终胜算不大、损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其锋芒。032020年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2020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GDP唯一能正增长的国家。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最困难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是2%左右，比较好的情况是3%或者超过3%的增长率。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0-1%是今年我们能够守得住的一个增速。今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年，此前预设了两大目标——GDP翻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就今年GDP增长设定具体目标，坚持保扶贫攻坚其实也很困难，因为目前的情况下很多贫困边远地区的人员就业和收入得不到保障。前段时间总理说6亿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过去就存在这个情况，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人物说，没有引起如此多的关注。现在有了疫情，很多人连1000块钱也保不住，还没工作。我认为疫情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中国影响比较大，即便两大目标都完不成也很正常，暂缓一两年也不丢人。04中小企业怎么活？第一，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企业应该采取更审慎的财务政策，要严格控制债务，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做的是少负债，多进行股权融资。所以我其实是反对政府给企业贷款的。有时候企业借得多，反而“死”得快。第二，既然不能借钱，怎么活呢？我的建议是：1）政府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以此来保主体、保就业。2）企业低价扩股，降低负债率，与投资者进行项目沟通，换取好的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3）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卖给国企或找国有企业参股，实际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让企业自己重组，因为每一次危机调整的价值就在于促进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并没有那么多资金、精力和能力去接手和管理这么多企业，这么做对市场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下为导读摘要——自2008以来，我国已产生了一套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经验——即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08-2016年之间，我们选择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政策取向；2016年发生了重要转向，转为了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这一外生冲击使我们对主要目标进行了再调整，重新把稳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疫情的爆发使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取向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稳增长同时兼顾防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受到的冲击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但是出口的急剧下降，一度导致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为此我们采取了大体相似的量化宽松政策，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债务—投资”驱动的模式，以稳增长为核心，在增量中解决问题。在出口受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4万亿”刺激政策。刺激政策从第一天起就在争议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中国经济增长赢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这个时期恰好是奠定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的时期。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成为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完成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重要转变。刺激政策实现这一效果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首先，如此大的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些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尽管使用债务的方式获得了资金，但实际上是获得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变了市场里面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比例关系，这是与过去改革路线图相违背的。同时，“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也使得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和债务结构进一步恶化。现在我国债务总量仅次于美国，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来看，各个部门轮番加杠杆，使得全社会的杠杆率上升。2016下半年-2017年：以防风险为重心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当时，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过了连续26个季度小幅下调后，经济增长探到“L型”底部，基本实现软着陆。与此同时，长期的稳增长政策的负面效果也有所显现，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积聚，社会资金和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政策效果边际弱化。2016年中，我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中提出：当前形势下政策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在此背景下，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向了防风险，出台了一系列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措施。在防风险的政策措施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同时，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此外，房地产调控趋严，房地产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尽管我们执行了以防风险的政策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政策效应非常明显，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非常丰富的数据和非常实际的基础资料，我们未来做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够做进一步细的解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2018：再度侧重稳增长，首提“六稳”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到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通过梳理政策历史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双底线思维是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其关键在于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的辩证关系。双底线思维具有中国特色，有助于丰富发展经济学、反危机理论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以双底线思维再来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能很清晰地看到这段时间是防风险为主还是稳增长为主，并可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组合规律。政策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外app变化的相机抉择。那么哪些是与稳增长政策相适合的工具箱？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依托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其债务的快速扩张，同时坚持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2020：增长底线下调，仍需坚持双底线思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方面，全球经济都面临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同时，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我们要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此外，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而中国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再度存在“错峰发展”、全球影响力“衰退式上升”的机遇。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仍然需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走“债务—投资”驱动的老路，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此推动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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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防疫战”的胜利对经济修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新冠疫情，因为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远超预期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对疫情的走势做出判断，但下一个月疫情的发展又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特别是当前全球疫情处于一种不可控的状态——美国新增再创新高，巴西印度等国增长势头仍未得到遏制。我们国家的疫情虽然整体得到控制，但是最近北京又出了一点问题，未来仍需警惕秋冬季新冠疫情的再度爆发。疫情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我国的经济，所以对武汉疫情的爆发以及后续的防控措施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武汉“防疫战”有两个世界创举，一个是“封城”，一个是“全民检测”。　　回顾武汉防疫的经验，“封城”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初期，总书记的批示就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所以武汉“封城”至关重要。但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封城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封城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也不得而知。后来的确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医疗资源的挤兑、人们的恐慌心理以及市场上的抢购等。尽管如此，但武汉封城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贡献巨大，湖北、武汉的封城直接大幅降低了非湖北地区的防疫压力，使得其他地区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另外一个创举就是“全民检测”，巩固了武汉“封城”的成果，打造了安全的武汉，为全国抗疫贡献了巨大力量，也为全球抗疫行动提供了新的模式。　　回顾整个过程，我大概将武汉“防疫战”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武汉封城前，对病毒了解和重视不足，疫情蔓延;第二阶段：封城初期，城内失守，以家庭和社区传播为特征的疫情集中爆发;第三阶段：“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是武汉防疫战阶段性胜利的核心因素;第四阶段：“应检尽检、全民检测”，全面排除无症状传播风险。总的来说，武汉经过封城和全面检测，已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武汉打赢“防疫战”、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各项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从供给端来看，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增速较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在上月由负转正基础上继续回升;从需求端来看，投资与消费降幅均有收窄，出口虽较上月走弱但仍好于此前市场悲观预期，三大需求短期向好。但值得一提的是，供给恢复速度持续快于需求的恢复速度，供需修复并不同步，这一状态持续或将对后续经济恢复的节奏带来一定制约。同时，当前疫情在北京小范围的爆发又给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疫情之下，中国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　　疫情最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运行本身，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经济按下了暂停键，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速度是-6.8%，从中国公布季度GDP增长速度以来，以前的每一个季度GDP增长都超过6%，这一次我们掉到了-6.8%，落差将近13个百分点，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分省份的经济，疫情冲击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极为显著。我认为在一季度GDP负增长6.8%的背景下，到半年度时GDP同比增速可能会维持在0%左右，下半年会有所增长，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而且我们做好二次疫情的准备。我认为今年的GDP增速在悲观情境下在0-1%，中性情境下大概在1%-2%，在乐观情境下在3%-4%。　　同时，疫情也导致中国面对的外部app更趋于复杂。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外部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外部需求大幅走弱与供给衰退;其次，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面临着重构的风险，加大了我国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压力;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早期疫情爆发时，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其实美国在做中美脱钩的压力测试，两年前我曾分析中美关系的路径可能沿着“中美贸易战——中美脱钩——冷战”的路径上走。虽然美国打算与我们脱钩，但是又不会轻易的把我们的市场让予在政治、军事和外交同美国是同盟同时在经济上又是竞争对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欧盟等。所以在脱钩的同时，一定会拉着他的盟友一起跟我们脱钩。故应对中美关系成功与否主要在于中国能否阻止美国的盟友随同美国一起脱钩。尽管美国疫情迅速爆发，但美国仍未放松对中国的打压，后续仍需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政策着力保中小企业，后疫情时代仍需坚持双底线思维　　双底线政策的动态变化——从“六稳”到“六保”。“六稳”政策是在2018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危机，六稳提出后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政策重新回到了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路线上来。六稳转向六保意味着稳增长底线的进一步下调，宏观政策更加侧重于对经济的救急。为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各项目标都较2019年有所放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此前我也是最早公开呼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应放弃把GDP增速作为目标任务的研究者之一，同时呼吁对扶贫攻坚的考核也应当放松。因为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年，是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考核年，也是扶贫攻坚战的考核年。如果继续坚持这两个目标，那么经济要达到5.5%以上的增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得不偿失。不过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是提出有条件打赢扶贫攻坚战，这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特别重大的领域有迎难而上的攻坚战精神。　　“六保”的核心在于保中小企业。“六保”重点聚焦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宏观判断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抓得非常准。“六保”的核心在于保就业，而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就是保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部分的就业人口，而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吸纳就业有限。且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企业，其产品并不具备刚需性，所以疫情期间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远高于其他企业。此外中小企业中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这类人群基本上不干活就没收入，所以保中小企业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近期国家倡导地摊经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摊可能解决两三个人的就业，这样能够缓解就业压力。但地摊经济是经济不好时期的政策，在一定时期比较有效，但是在后续保中小企业仍要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　　保中小企业应当分清楚金融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小企业信用相对较差，融资成本较高，未来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所以中小企业融资的核心应当着眼于股权融资。有些相对较好的中小企业通过扩股融资的可行性较小，但是又不得不通过借贷的方式融资，那么我们的财政就应当在这个时期发挥作用。此前我们的银行信贷大部分都投向了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有财政背书，贷款不断续贷，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货币财政化，但是民营企业却享受不到这一红利。疫情冲击下，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所以这个时期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政救助力度，如帮助民营企业发放一部分的工资。因为当前除了少数行业之外，全社会收入都普遍降低，替代企业发放一部分工资，能够缓解当前居民收入下行的压力，从而促进了消费，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　　错峰发展机遇下仍需坚持双底线思维。由于我们疫情爆发较早，政府积极应对，最小化了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当前的内外形势做好了充足的防御。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在疫情防控上远不如我们国家，经济复苏可能大大落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大概率为负。在其他国家经济负增长，我国经济正增长的背景下，我们又将面临一个错峰发展的机遇。但是我们仍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因为疫情终将过去，我们仍将回到经济增长的常态中，所以我们要防止短期刺激对中长期经济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政策仍应重回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上来，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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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下午，陵川县发展和改革局组织召开了陵川县“信用大讲堂”公益巡讲暨信用修复培训会，发改局主任焦保富主持会议，34家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50家企业代表、32家个体工商户参加会议。伟德国际娱乐平台_伟德国际注册_伟德国际官方app下载安卓版社会信用大数据app市场总监、中诚信河南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鑫受邀参加会议，为参会人员授课。 中诚信刘佳鑫结合大量案例，就联合奖惩工作的顶层设计、联合奖惩机制的制度安排、联合奖惩工作的现状分析、落实联合奖惩工作建议、信用修复的政策分析等进行了深入讲解。联合奖惩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核心机制。通过在招标投标、项目核准备案等领域对严重失信主体予以限制，迫使越来越多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以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app。信用修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可通过举办培训、签定信用承诺书、约谈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加快信用修复，恢复信用，督促失信主体及时纠正失信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自律，全面提升全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和诚信意识。 发改局焦主任总结强调，各职能部门应加强配合，积极落实信息发起、传输、响应、反馈业务流程；各市场主体要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营造诚信社会app，共同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会后，参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签订“信用承诺书”，并领取了由晋城市发改委颁发的“信用修复培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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