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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在“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第二届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上发表演讲。毛振华指出，政策法规的瓶颈是目前大数据在医药健康领域应用的主要堵点，应该从填补政策法规空白、建立独立数字行业监管机构及重视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和监管等方面来突破医药健康大数据应用的瓶颈。以下是毛振华演讲的具体内容。11月12日，由武汉大学、中日友好医院主办，武汉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第二届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在论坛发表演讲。毛振华提出，政策法规的瓶颈是目前大数据在医药健康领域应用的主要堵点，应该从填补政策法规空白、建立独立数字行业监管机构及重视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和监管等方面来突破医药健康大数据应用的瓶颈。毛振华认为，我国大数据发展居世界前列，数据和技术都不是问题。一方面，我国大数据规模全球领先。具体而言，我国数据资源规模居于全球之首，超过美国和欧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仅次于美国，在重点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技术全球居前，比如移动支付的交易总额是美国的11倍。另一方面，大数据的应用推动金融领域和健康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比如，在金融领域，企业运用大数据可以对客户、产品、营销、系统、风险等过程的管理进行优化，数字货币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目前市场上可交易的加密货币高达4000多种；在健康领域，大数据技术从体系搭建、机构运作、临床研发、诊断治疗、生活方式五个方面带来变革性的改善，随着疫情期间健康码的推广，健康医药大数据从B端走向C端，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应用价值。毛振华指出，当前医药健康大数据的应用仍面临多重阻碍，政策法规不完善是关键。具体有三方面的政策法规短板需要下功夫补足：一是产权不明确问题。数据是在相互交流、相互交易活动中产生的，是归于个人所有还是归于平台所有，在法律和政策层面较难确定，而且数据资源具有“重复使用、越用越多”特征，但产权不明确制约了数据资源的合理共享与使用。二是数据垄断问题。不同于传统实物资源，数据及信息等虚拟资源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在数据资源的相关竞争规则制定滞后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市场竞争往往会出现“赢者通吃”和“滥用市场地位”等无序竞争现象。三是隐私问题。对于哪些维度的数据可以归为个人隐私、哪些维度的数据可以共享和使用，当前政策法规仍然没有明确的标准。医药健康大数据涉及个人的大量隐私信息，如何实现数据开放与隐私风险之间的平衡是关键。毛振华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突破医药健康大数据应用的瓶颈：一是回应市场需求，加快填补数据和信息的立法空白和政策空白，这需要从数据产权、数据交易和数据安全等方面下更多的功夫。二是建立独立的数字经济监管机制和机构，未来该机构可以在管制数字滥用、规范数据交易、提升数据质量、推动行业发展等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三是重视医药健康大数据应用中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利用第三方机构在数据收集、整合、分析、交易等方面的优势，破解数据资源“信息孤岛”、“赢者通吃”等问题，但同时也要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避免其对数据的不当使用和交易导致个人隐私的暴露和可能引发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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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20日，2020年亚布力论坛第二十届年会召开。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其中“经济大讲堂”环节中发表了题为《三重压力下宏观政策要坚持底线思维》的演讲，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内外多重压力，宏观政策仍需坚持底线思维。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在面临三重压力下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内外三重压力 当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世界人民饱受疫情之苦。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我们快速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经济持续修复，可以肯定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大概在2%-3%之间，考虑到今年一季度经济大幅下降，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我国经济取得这个成绩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明年一季度在低基数背景下有望出现疫情后增长高峰，2021年全年经济增长大概率超过6%。 虽然我国的经济恢复较好，但仍要注意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三重压力： 首先是疫情带来的压力。全球范围内二次疫情已经暴发，特别要提醒的是随着温度持续降低，疫情传播进一步加快，而且这是新冠病毒出现以来的第一次夏冬转换，尚不能清楚病毒毒性会不会再度增强。在此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面临非常大的输入压力，近期国家移民管理局把外防输入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关闭了46个口岸，这些措施非常有必要。 第二重压力是长期持续的中美博弈。美国国内对遏制中国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两年前我就判断，中美关系的演变或遵循三部曲：贸易战——脱钩——全面冷战。中美博弈我国无法回避，不要寄希望于奇迹，所以我们要采取主动措施破解这一困局。核心在于防止美国的盟友同我们脱钩，从这一点来看，拜登的上任对我国要更不利一些，因为拜登在修复同其盟国的关系上已经做出承诺。 当前国际合作最大的新闻就是RCEP的签署，这个协议的签署说明很多国家还是把经济放在了首要地位。RCEP成员国没有美国，一方面这能够破解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但是另一方面，RCEP成员国中有很多美国的传统盟友，美国很有可能对其盟友施压进行破坏，或导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失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并不一定全是好事。 第三重压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我国的宏观政策逐步转向于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双底线政策，疫情暴发后稳增长力度加大，底线进一步下调。这个背景下我国的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宏观杠杆率再度上升，金融风险也在一步一步逼近临界点。我国企业部门债务处于高位，疫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负面冲击仍存，在此背景下，信用风险加速释放，近期以来债券市场债券违约频发，且有由民企向国企蔓延趋势。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同样是近年来非常热议的话题。2008年的危机就源自金融创新，优质的和不良的资产同时不断证券化，这些衍生工具进一步加杠杆，最终个别的违约导致资金链的断裂，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所以我国一定要关注金融创新同监管的博弈。 二、坚持底线思维，应对内外挑战 在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内外压力的背景下，我有四点建议： 一是要坚持底线思维，避免稳增长政策过快退出导致“政策悬崖”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宏观调控的思路，即“双底线”政策，两个底线分别是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调控框架下有不同的政策工具箱，根据经济形势判断两者的先后和主次，从而进行调整。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发现2016年以后中央经济政策的转变情况，是以稳增长为主，还是防风险为主。 当前的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继续保持稳增长政策，现在经济还远未到退出稳增长政策的时机，过快的退出稳增长政策容易导致政策的悬崖效应。今年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发放了很多疫情相关的贷款和债券，对中小企业以及疫情冲击比较重的企业贷款延期，即便如此很多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迅速调整，所以这些政策不能过快退出，要有针对性的缓冲政策。 第二是构建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同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个观点——把构建节约型社会作为我国当前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底线思维的一个重要实践。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模式既是我们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选择，又是当前特殊内外app下的要求。当前补短板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比如我们粮食结构性短缺，我国的口粮充足但牲畜的饲料仍需依靠进口；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铁矿石接近90%需要进口。 一旦出现极端事件，我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给面临着很大的安全问题。这种背景下，一个重要应对措施就是节约。当前节约存在很大的空间，比如粮食在各个环节均存在巨大的浪费，特别是餐桌上的浪费；钢铁产业对废旧钢铁的利用严重不足，产业集中在中低端领域，高端钢铁生产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具体措施方面，我国可以通过“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进行落实：所谓“节流”，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降低资源的消耗和浪费；所谓“开源”，即培育资源节约型、能源替代型的新产业、新技术，在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同时促进经济新增长点的形成。 第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里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重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有为的政府需要在市场存在缺失的时候发挥作用。所以说政府的作用一定要同时重视“有为”与“有限”，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索。 第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破解美国脱钩的图谋。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团结一切的力量同美国斗争，斗争不是现在的主题，缓和才是。毛主席在反围剿敌强我弱的时候有十六字方针，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没有遵守这个方针，而是采取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要破解美国的图谋，是交更多朋友，而不是不断树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 现在拜登上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不大，但总是要缓和一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回应美国各界的关注，在某些重点问题上缓和，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指望美国社会的观念有所缓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中美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主动改变。还有一点是我们一定要破解美国的盟国政策，只要美国不能拉拢其盟友同我们一起脱钩，那么美国会主动同我国进行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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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1日上午，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楚商联合会承办的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以下简称“健博会”）于武汉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健博会主题为“健康共同体、科技创未来”。 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主持开幕式，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应勇，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作开幕致辞，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受邀参加开幕式。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致辞 当日下午，“第二届世界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作《经济双循环下的武汉健康产业发展机遇》主旨演讲。他提出，在经济双循环背景下，大健康产业有助于扩内需、补短板，对经济有较大拉动作用，契合中国经济双循环转型需求；同时指出武汉发展大健康产业有其特殊的优势，并就如何将武汉打造成为我国大健康产业中心提出重要建议，得到与会人士的关注与认同。毛振华作主旨演讲第二届世界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现场 中诚信作为本次健博会唯一专业信用领域参展商，于B4健康金融馆T26展位整装亮相，以“产-学-研”结合的形式，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定位和业务布局、核心竞争优势”等方面，通过视频、解说、展板等多种方式，对中诚信在大健康领域的探索和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展示。 中诚信作为国内历史最久的综合信用管理服务机构，一直致力于推动大健康领域的信用建设工作，坚持以“让健康更普及、更便利、更诚信”为目标，以“客观、公正、中立、专业”为宗旨，通过“政府咨询、服务认证、信用评价和专业培训”的业务布局，实现健康全行业的普及化、个性化、智能化、透明化、优质化。中国诚信展台 此外，作为湖北省重点建设工程、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项目，中诚信集团旗下恩施绿葱坡旅游度假区于B1国际康养馆盛装亮相，得到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王兆民等领导的关注和指导。绿葱坡旅游度假区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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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级顾问毛振华一行拜访湖北省发改委，就如何推进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进行了亲切会谈。 湖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程用文（右）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左）会谈 湖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程用文代表省发改委一行对毛振华一行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需求，表达了湖北省发改委作为湖北诚信建设的主管单位希望借助中诚信平台的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湖北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意愿。程用文表示，湖北省诚信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第一梯队，现阶段省发改委围绕信用体系建设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在做第二期信用体系建设升级。同时，程用文表示，“信用”的落脚点应着眼于“用”，即如何让信息用的准确、用的方便、用的快捷。 毛振华首先表达了中诚信集团扎根武汉、深耕湖北的战略意愿，详细介绍了响应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资智回汉”号召。中诚信投资集团和中诚信征信回归武汉的情况以及疫情期间中诚信所做的相关工作，着重介绍了中诚信征信公司与武汉市金融局合作完成的“汉融通”平台项目的情况。汉融通平台旨在整合政府大数据资源，充分利用中诚信征信前沿信息技术和先进的评价模型，在保障企业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同时，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搭建“融资服务+信用评价+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的“互联网+政务+金融+大数据”融资服务链，成为湖北省内第一个征信融资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服务平台。此外，为全面实现汉融通平台升级，进一步为助企纾困提供支持，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创新推出“301贷款模式”（3分钟申贷、0人工介入、1秒钟放款），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让资金需求方，足不出户、合法合规地获得贷款，与“汉融通”平台实现直联，为企业搭建起线上融资服务快捷通道，无疑是助企纾困的又一创举，真正体现了“武汉效率”。 毛振华指出，中诚信作为湖北省的本土企业，愿意积极投身到湖北相关领域的工作中去。作为全国信用行业权威的、领先的第三方独立机构，中诚信凭借自身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希望能承担更多湖北省信用体系建设的任务，为推进湖北省信用城市建设工作发挥作用。此外，中诚信征信作为独立第三方信用科技服务商，未来也将致力于在湖北省的信用科技领域、信用体系方面做一些实质性工作。 毛振华表示，未来中诚信集团也将继续加大在武汉的投入力度。借着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中诚信将紧紧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为湖北省信用体系建设添砖加瓦。会谈现场 最后，程用文对于中诚信集团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未来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诚信集团副总裁、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岳志岗（左）湖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谢高波（右）签约现场 此外，在此次大会上，湖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谢高波和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岳志岗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为推进湖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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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一、不可低估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和行动力 2015年，我作为中国民间智库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美国智库机构访问；2018年9月，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智库代表团的一员，我再次访问美国。两次出访，我感受到了美方态度的巨大变化。基于这两次出访经历以及持续的研究，我认为对于中美问题一定要从两个方面保持清醒认识——“不可高估”和“不可低估”：不能高估中美之间经济互补的重要性；不能低估美国打冷战的决心和行动力。两年前我就持有这个观点，但是在那段时间社会主流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是一个非主流的观点，但是如今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成为了主流观点。 当前，我对中美之间形势的预判更加保守，认为要做好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美国已经借疫情做了与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评估了没有中国参与的美国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测试”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没有根本上的依赖，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问题的核心只在于美国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替代。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美国大选的选情分析。最近几年，我同美国的一些朋友关于美国选举也有持续的交流，他们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是，虽然美国的建制派、传统精英仍然坚持其传统的政治正确，就一些问题遮遮掩掩不愿公开表态，而特朗普说出了很多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当年特朗普能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情况当前仍存在。基于这个原因，美国选情才有分析的价值和必要。也正因如此，即使民调落后、甚至比较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有当选的可能性。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即便像特朗普这么糟糕的总统也能够有稳定的支持率。 无论是谁当选，中美关系的短期走向是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为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这一共识基本没有什么反对者，此前的亲华派现在也都变成了反华派，一些知华派也变成了漠视中国派。所以，当前形势的这种变化在短期内逆转是很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 1、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2、意识形态的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 在历史上，美国经常把意识形态当做一种手段。此前我访问美国，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交流时，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美国发起的韩战和越战并没有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判断一定不能低估意识形态矛盾，尤其需要反思近年来一些内部宣传内容引发美国社会误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中国应尽力维持“斗而不破”，避免陷入新冷战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把中国当作兼具当年的前苏联和日本特征的对手，认为中国是它历史上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不要对美国抱有太多幻想，不能高估中美经济和利益互补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也没有真正独门绝技的领域，美国人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获得的产品并没有那么多。但美国在高科技等领域对我们封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前“黑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行为并不可取，而且这方面过于乐观的宣传，对民众、对社会、对决策层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app，此前对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并没有预期，特别是在全球相对和平的年代遇到这种困境。 面对困难，我们要努力发掘一些发展或者缓和的机会，那就是保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共存格局，这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快于美国的。2018年的时候我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中美竞争中时间窗口是我国成功的关键。中国现在和美国决战，就像17-18岁的青少年和一个40-50岁盛年、壮年的人决斗，一方是年轻气盛的，另一方是老奸巨猾的或者说经验丰富的，这时候决战，青少年的胜率肯定是非常低的。但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30-40岁，人家是60-70岁，谁输谁赢一目了然。争取时间窗口，延迟和美国决战时间，能够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利益。美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打算下大力气去打破这一局面，加速中美脱钩。 这种想法中美双方都清楚，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核心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一个做法就是创造中美联系的宽松app，即便在中美政府关系完全中断，没有官方联系的情况下，民间还是有很多联系，比如说商界、文化界、科学界等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在中美两国政府交恶情况下，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进行限制，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宽松的app保持民间沟通的畅通。 中美长期的竞争非常复杂，我们不希望出现极端情况。从历史来看，即便美苏矛盾在当时看似无法缓和，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也没出现实质上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中美走向热战，那么格局将变得非常危险。当前中美竞争的策略都是阳谋，有利于双方的选择大家都清楚，但如何化解对方的“阳谋”，仅靠信心是不行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出路。 三、拜登当选短期可缓解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来看对中国并不利 具体到谁当选的问题，我认为拜登当选虽然短期内可能缓解中国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对中国是不利的。 短期来看，拜登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近乎疯狂、走向极端，所以拜登当选后对中国来说短期内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机会。而特朗普当选则很有可能继续走极端，并且特朗普的策略并没有什么章法，短期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不过，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意义不大，毕竟我们是长期执政很有底气的政权，迫于压力的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的。 拜登属于传统政治精英、传统建制派，他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会更注重缓和与盟国的关系。这也是美国此前打冷战的重要战略，如果美国不能拉它的盟国同中国一起脱钩，美国单独同中国脱钩对美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达不到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拜登当选之后会加快美国同盟友之间关系的缓和，这一点对我们的伤害反而是巨大的。 面对非常困难的形势，我们仍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国际上行动。中美问题症结在美国，但是决胜 的关键在它的盟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化解美国同其盟国之间的共同意志，尤其需要加强同欧洲以及亚太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和经济体在很多层面上并不是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我们能找到很多机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外交上要注重“求同存异”，谨慎处理各类宣传口径，尽量规避对内宣传可能带来的外部风险。 四、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寻找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短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地位。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更高质量的开放也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能应对上一轮的WTO谈判后存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资企业在金融上有了新的动作，资金也有向中国、香港流动的倾向，借此机会我国可以加快金融的开放。我们此前对美经贸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梳理，做得很好的要继续坚持，能够改进的要做出变化，适当让步。总而言之，在经济上加大合作的力度，对延缓“脱钩”、缓解中国严峻的外部app、促进中国企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要寻找在国际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我们有时候一讲多边的概念就是反美的概念，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我认为，这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经贸关系上，很多国际组织由于美国不断地退群压力都面临着重构。但在重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组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斗争，搞两大阵营。经贸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每个国家利益的界限并不明确，要防止这种集团化的斗争，应采取比较有效的灵活的方法。 第三，从国内宏观政策来看，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完善国内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加大资源节约力度，适当降低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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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10月）上的发言 一、政策是否转向常态化取决于疫情防控形势及金融市场稳定性 在控制住疫情蔓延后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稳增长政策不断发力，三季度经济增速4.9%，比预期要好，经济继续平稳复苏。随着经济的修复，宏观政策应不应该从应急性的应对转向常态化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外部复杂性上升、内部诸多挑战犹存，四季度市场还未修复到疫情前水平，维持短期的应急性措施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明年是不是还要维持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疫情防控的情况。当前疫情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这不仅要看中国的防控情况，也要看国际上的防控情况。假定全球都处于应急状态，我们放弃了应急应对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存在货币供给上的共振问题，不能掉以轻心。综合来看，当下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必要。财政政策上，要坚持积极的基调，要更加关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中小企业救助的重要抓手，对解决中小企业的就业和服务提供的问题十分关键。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发放消费券来促进居民消费，这是在未来也可以推广的一种财政政策刺激措施。 第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过去相比，新形势下相对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样才能在金融市场上找到一些新的着力点呢？我不赞成大水漫灌。虽然监管部门多次表态不赞成大水漫灌，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会出现“大水漫灌”的情况。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下金融市场重要问题之一，但从政府的整个投放量来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量还不是很大，大量的钱还不是在中小企业里。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里很多民营企业存在资金冻结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一系列民营企业大股东质押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被冻结的资金还未解除。资金被冻结，民营企业的大股东被质押后还要斩仓、不让卖股票，所以这些股票现在暂时还在民营企业手上，但股价没有回升，质押没有解除，实际风险依然在，一旦打开股票交易限制就有可能发生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溢出。不仅如此，很多新的民营企业在债务违约上还有新的发展。企业一旦债务违约，信用级别就下来了，今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企业的发展也会更加艰难。 二、内部挑战犹存，外部全球化重塑，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 此次我国在疫情期间实现错峰增长不在于培育了经济发展新动力，而在拥有疫情防控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各国疫苗的逐步推出、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种优势也会慢慢地消失，所以这次复苏的基础并不是那么牢固。一方面，它依赖“六保”政策的强刺激，这个刺激是在“六稳”的基础上调低了底线。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高效，对缓解当前中小企业的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新形势下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困难。随着复工复产政策推进，国内消费有所恢复，但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服务业仍举步维艰。中小型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就业关系密切相关，但是在困难时期，中小企业往往比大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更难维持经营。 第二，国内投资信心不足。得益于政策性因素推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持续复苏，然而民间投资意愿却依然低迷。从中长期看，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不仅仅是疫情的问题，也有对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控的基本政策面的判断问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上还需要有很多的着力点。 第三，新的增长点尚未显露出力量。近年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推广如火如荼，新技术有二维码、健康码的发明，但新商业模式一直进展不大，在经济其他方面未看到明显的增长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三季度4.9%的增长速度不算有优势，仍然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莫测。疫情期间由于防控得力，我国供应链率先修复，得益于防疫物资生产和“宅经济”的出口，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再创新高，这可能会刺激美国反华势力加大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在发达国家加快制造业回流、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警惕“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三、加大补短板力度，促进内循环畅通 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app，政府提出“双循环”战略。双循环战略是短期应对和长期发展的有机结合，他是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但内循环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坚守底线思维做好补短板工作。比如在中小企业债务问题上，可以参考2008年美国通过注资重要私人公司帮助其扩大新发股份的经验，这不仅能帮民营上市公司扩大股本、降低债务率，还能增强其经营能力，甚至还能防止经济系统性危机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摸排现在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为民营上市公司提供系统性的救助方法，助力其增发15%-20%的新股是当下兼顾效益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措施。 过去内循环有很多种说法，供给和需求是一种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是一种循环，产业链也是一种循环。不管从哪方面看，内循环的补短板工作要进一步地摸排，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特殊的领域要坚守底线思维，要注重资源的节约和替代，建设节约型社会。 总的来说，考虑疫情控制情况和金融稳定性，第四季度的增长还是可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第四季度本身，而在于要培育事实性的复苏，使中国的内循环在市场机制的框架下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特别是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复苏的态势，不仅要对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同时也要加大补短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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