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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疫情影响可控，但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经济仍面临多重挑战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疫情，经济持续修复，但是经济复苏能否延续仍受到全球疫情走势的影响，如果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得不到控制，那么经济复苏在中长期来看仍面临多重阻碍。 从国内疫情来看，我个人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还是非常乐观的。湖北疫情中政府采取了封城和全面检测的大动作，北京、大连和乌鲁木齐社区疫情也得到了有效迅速的处理，这都给未来疫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便面对疫情二次暴发，我们仍能有效应对。当前国内已经四周没有出现社区型感染病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由于我国对输入型病例的防范有着非常成熟的应对体系，输入性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来看，我认为我国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可能出现的国内疫情二次暴发的有效防范能力，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复苏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问题跟世界相联系，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难以独善其身。首先，在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国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脱钩。虽然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重要的原因是进口在不断减少。全球的贸易增速也在回落，我们进出口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虽然上升了，但这不是一种 “健康”的上升。其次，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足，累计投资规模仍未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这也反应了当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再次，消费不振的问题始终存在，前期疫情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收入回落，居民消费行为变得更加保守。此外，受美国制裁的影响，我国高端产业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尽管受美国制裁的领域是我们未来发力的方向，但是由于短期内没有符合标准的替代品，同时在技术上的交流仍存在很大的障碍的情况下，未来这个过程将会很艰难，会影响我国产业链的提升质量。 在以上挑战面前，我们不应对经济增长抱有过高的期望。我维持此前保守的估计，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大概在1%-2%之间。因为一季度的缺口太大了，很多地区很难达到去年的水平，下半年仍需要弥补缺口。虽然中央没有强化经济增长这一指标，但是地方会不自主的去攀比，为了好数据而制造数据。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不应把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调得过高。当前一些先行指数环比表现得很好，但同比就不行，因为一季度的坑太大了，导致环比很容易出现较高的增长，而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却很难，综合来看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的确是勉为其难。二、针对困难领域对症下药，促消费、保中小企业、补产业链短板多措并举在当前经济存在多重挑战的情况下，政策应当对症下药，在困难的领域更要下相对较为猛烈的药，解决眼前的问题。 从刺激短期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仍坚持此前的观点，那就是通过财政来发放足额的消费券。这个措施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中国是为数不多未大规模采取这个措施的大国之一。消费券主要针对居民刚需以及一些低端的非刚需，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道德风险，比如消费券用在了奢侈、浪费性的需求上，但比重非常小。发放消费券既能助力扶贫攻坚，又能从源头上加快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运转，发放消费券可能带来的损失同其社会效用相比微不足道。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券发放的金额一定不能太小，并且应当发放普惠式的消费券，但鼓励富有人群主动捐出。另外一个促消费的措施就是财政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发放工资，既能稳定消费，又能对稳就业做出贡献。 从当前民营企业信心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国企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民营经济难以得到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资源，导致近年来民间投资占比呈下降的趋势。尽管当前出台了一些措施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但是具体落实上仍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后续政策应聚焦民营企业能否享有公平竞争app与公平配置资源的问题。民营企业在就业方面所做的贡献要远大于其他企业，加快恢复民营企业信心尤为重要。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短期内补短板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更需要把补短板与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要坚守供给侧改革的底线。建议政府在产业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如将大健康产业摆到疫后经济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最近我的一个研究成果显示，大健康产业的投资对GDP的拉动要比大基建行业高出3-4倍。健康支出扩大、健康产业发展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拉动作用。三、以消费为抓手畅通国内循环，加强对外合作保障外部循环 当前政策的选择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当前债务积累到相当的规模，简单的“大水漫灌”和大规模投资驱动将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另一方面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很多应急性政策仍需持续下去。政策选择应当考虑到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边界，当前这个方面仍有可为的空间。 从畅通国内循环的角度考虑，尤其需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扩大消费领域。消费的核心问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前居民收入分化导致占人口大多数的阶层消费能力不足。疫情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仍是短期的冲击，所以从根本上还应落在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上，这涉及到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中如何把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当然，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又会提高我们产业链调整和制造业生产的成本，这也是未来决策中所考虑的问题。从消费领域上来看，2008年以来长期利用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基建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同时基建拉动投资对就业的解决有限，并不适合推动在疫后经济复苏中大规模应用。疫情之后，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卫生补短板，其中涉及到大健康的部分与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当然扩大消费领域仍需要财政的支持，当前财政收入下行，政府应当在基建和促进消费上做出权衡，减下一部分基建投资用于消费相关的领域。 从保障外部循环的角度看，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重视同欧洲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合作，破解美国封锁。从外部app来看，当前一些问题我们单方面很难解决的，比如中美矛盾所引发的长期博弈，我们将要面临特别困难的局面，这点大家都有所预期。但现在看起来也不能太悲观，美国要形成同中国的所谓脱钩和冷战的局面，关键是美国必须把他的盟国拉过来一起与中国脱钩。如果美国的盟国不和中国脱钩，美国也没办法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因为这样将对美国自己伤害巨大，而且会壮大其他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做好同既是美国盟国又是它的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合作，要重视与欧洲、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关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是当前我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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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一行在湖北省襄阳市拜会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李乐成，双方就疫后重振、襄阳经济发展态势、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 李乐成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毛振华董事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并详细介绍了襄阳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李乐成说，襄阳疫情防控工作按照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迎难而上，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很好地锻炼了党员、干部队伍，拉近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目前，襄阳正在推动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各项指标逐月向好，市场活力加速回升。“十四五”规划编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正在积极谋划推进。下一步，襄阳将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确保完成“提质效、保位次、作贡献”的目标。 毛振华对襄阳市委市政府以及李乐成书记给予中诚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并表示通过参观城市规划展览馆和东津新区，感受到了襄阳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潜力。 中诚信成立28年来，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综合信用产业为核心的多元投资控股集团。其中旗下中诚信国际是目前世界第四、国内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以及评级行业的不断开放，受到各级领导高度关注，在中国债券市场定价方面拥有一定话语权，肩负重任而砥砺前行，同时也不断推进征信业务、社会信用体系和大健康信用评价认证业务发展。 2018年响应武汉市“资智回汉”政策号召，将中诚信集团、中诚信征信注册地迁回湖北武汉，下一步将努力扎根武汉、深耕湖北市场。中诚信征信是近年来大力发展的创新型业务公司，资本结构优良，盈利情况良好，业务规模逐步增长。受今年疫情影响，中诚信征信推出疫情监测小程序，还与武汉市金融办等相关单位合作推出“汉融通”业务。通过“汉融通”平台，中小企业能够更加便利的开展贷款、融资业务，缓解了银行的审核压力，目前用户量已达到千万级别。 中诚信大健康信用评价业务涵盖独立第三方大健康信用评价、全国医保系统信用体系评价等方面，也是国内首家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展医疗机构服务认证的第三方商业认证服务机构，毛振华也积极参与健康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工作，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出发，中诚信大健康评价业务正在积极推进“网格化发热门诊”体系建设。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蔓延，防控情况也一直牵动着全体中诚信人的心，其本人有幸受邀参与国家卫健委防控措施讨论会议，提出“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建议，并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在春节期间，还和数位湖北企业家一起参与防疫物资捐赠的工作，第一时间从韩国采购物资捐赠到湖北各地，后续韩国疫情爆发后向韩国进行反向捐赠。 襄阳市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走在湖北乃至全国城市前列。中诚信集团将坚定“扎根武汉，深耕湖北”的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并希望加强与襄阳的合作，积极谋划和培育信用建设方面的好项目，扎实推动一批社会信用体系方面的工程建设，为襄阳提供最优质的信用评级服务、大健康信用认证与评价服务，助力襄阳“一极两中心”建设，为谱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积极贡献力量。襄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忠运，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诗等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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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30 日，2020 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顺利举办。在【中国商业心灵】向上而生的环节，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做了主题演讲。他说，中诚信的成长历程中，曾经多次选择放弃其他的发展机会，但始终不忘做中国最好的评级公司、做中国债券市场“守门人”的初心。亚布力论坛根据毛振华在夏峰会上的演讲整理成文。以下为演讲内容：谢谢会议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中诚信的故事。受所处评级行业市场容量的限制，我所创办的中诚信评级公司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员工总人数不过千余人，年营业收入不到10亿，可以说是中国最小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虽小，却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公司更是直接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2020年1月签署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明确规定“每一方应允许另一方的信用评级服务的供应商获得其现有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第4.3条]。虽然从文本上看协议并不针对特定对象，但中诚信是唯一一家与美国公司合资的评级机构，中方占股70%，美方占股30%，这一条款无疑是针对中诚信“量身定做”。很明显，这是中诚信合资方穆迪公司意图通过美国政府公开索取对中诚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特意邀请了穆迪公司CEO现场见证中美经贸协议的签署，穆迪与美国政府意图控制中国最大评级企业的计划昭然若揭。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的多轮中美经贸谈判中，中诚信和信用评级始终是其中的议题之一。早在2008年6月，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就在当年的第四轮战略经济对话中要求中国“允许合资评级公司在不降低其现有持股比例的前提下，开展更多与证券有关的业务”，在2011年、2017年的中美经贸谈判中也多次提及评级。很多人都关心，中诚信会将大股东转让给穆迪吗？为何穆迪乃至美国政府对中诚信这样一个体量并不大的企业虎视眈眈？这与评级行业、中诚信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债券存量规模已经高于A股市值，存量发行人超过6000家。我通过对企业融资的持续研究发现，虽然小企业融资以民间借贷为主，但成熟的大中型企业对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债融资颇为青睐，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尤其是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渠道。毫无疑问，债券市场已经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评级机构作为债券市场的“看门人”，其提供的评级结果对于资产定价、风险揭示均具有重要作用，在债券发行、投资、交易等多个环节中被广泛应用，是债券发行、投资的重要依据，也是监管部门对债券市场开展监管的重要参考指标：达不到一定信用级别的企业无法进入债券市场融资；不同的评级结果对应着不同的债券发行利率；债券能否作为质押物进入回购市场也是由其信用评级结果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用评级结果是整个债券市场的“锚”。中诚信是与中国债券市场同步成长的本土评级企业。中诚信创立于1992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目前，中诚信集团旗下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已经成长为国内评级行业的领军企业，业务覆盖国内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及香港市场资信评级等领域，综合市场占有率超过40%，是整个中国债券市场中各个环节中客户最广泛、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债券市场其他环节的服务提供者，如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份额最大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也仅在10%左右。当然，这跟评级行业有限竞争的行业特性也不无关系，评级市场中第二名大概占了30%左右的市场份额，第三名大概在16%左右，全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市场参与的中资企业也不过7家（属于同一实控人的评级企业合并计算）。为何中诚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与我们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评级机构、充分把握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机遇密不可分，更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选择与放弃密不可分。1992年，我创业的初心就是创立一家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的评级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为投资者和发行人提供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做“中国的穆迪”。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评级和债券都是舶来品，从业者甚至监管机构对评级业的定位理解也不是很精准，中诚信在成立之初拿到的金融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一度非常宽泛，除评级业务外还可以从事投行业务、金融咨询业务以及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债券市场和评级业务未大规模开展之前，中诚信也涉及投资业务，一度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保险公司第一大股东、期货公司第一大股东、信托公司第一大股东或第二大股东。这些多元化的业务支撑了中诚信走过最初的岁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坚守评级业务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在其他业务“多点开花”的同时，我们始终坚守着评级主业，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公布了中国第一部《信用评级指南》，在推动中国评级业乃至债券市场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2005年以来，随着短期融资券以及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等其他信用品种陆续登陆，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发展快车道，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在坚守了14年之后首次实现盈利并迎来快速发展，“守得云开见月明”，开始扬帆起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不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凸显。为了确保评级结果的客观中立，我们一再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陆续放弃了投行、保险、期货、信托等业务，从一家多元化的公司转身为一家专注评级主业的公司，深耕信用产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也曾有朋友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本来更光鲜并更有可能做大做强的行业，我的回答是：敢于放弃，方得永生。放弃是一种最痛苦的选择。谁不想成为一家500强的企业？我也知道企业的发展可以跨越行业、跨越国家，甚至跨越不同法律和文化app。但这些行业的企业也是我们的评级对象，与自己的客户竞争将有损于我们独立、中立的角色定位。放弃强大，选择专业，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的放弃和坚守换来了认可与收获。作为中国评级行业引领者，中诚信国际以其专业、规范的运作，成为了国内资质最全、信誉最优、市场份额最高的评级机构，承做了中国资本市场几乎所有债券及融资工具评级的第一单，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2020年上半年，虽然遭遇疫情冲击，但中诚信国际业绩逆势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利润同比增长40%。当前，中国债券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期，评级行业发展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我的经营理念是“守正出奇、顺势有为”，所谓“正”就是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市场常识和规律，遵循行业的理念和要求，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出奇”是说创新，要想办法研发有特色的产品；“顺势有为”，就是要顺势而为且有所作为，在不损我们作为独立第三方机构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拓展业务。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方面，不断完善信用产业链条，在征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不断发力，为国家和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确保不与评级业务冲突的框架之下，我们致力于拓展提供金融数据与量化风险、绿色金融、ESG评级、大健康产业等非评级类信用信息服务业务。在中诚信的成长历程中，我们曾经多次选择放弃其他的发展机会，但始终不忘做中国最好的评级公司、做中国债券市场“守门人”的初心。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虽没有那么光鲜但却必不可少的评级服务、力争做最有影响力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是我们中诚信的坚守，也是我们自始至终无法放弃的理想。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常态化，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app更加复杂化，国内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也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促进国内大循环，维护国内资本市场稳定，更离不开资本市场各环节民族企业的支持和参与。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加感觉自己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在此关键时刻，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创始人，无论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国家民族大义的角度考虑，我都不会将控制权出让给外方。我们已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公司的外方股东。我们不仅不卖股权，我们还要把公司做的更好！我们还要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争夺话语权，发出有影响力的“中国声音”。今天中诚信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第四大公司，可以预期，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的推进，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努力，中诚信一定会更进一步，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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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市长斯琴毕力格一行莅临中诚信集团考察调研，中诚信集团总裁于宏英率团队热情接待。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刘建勋、金融办主任边子珍、鄂国投集团董事长高利平、办公厅副主任陈喜荣等陪同调研。中诚信集团财务总监韩刚，中国诚信副总裁沈双波，中国诚信副总裁、内蒙古中诚信董事长张英杰，中诚信国际副总裁孔令强、董事总经理袁刚等参加座谈。 斯琴毕力格对中诚信在鄂尔多斯市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交通运输领域等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双方就进一步推进鄂尔多斯市信用体系建设、绿色金融示范区建设等有关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于宏英向斯琴毕力格一行介绍中诚信发展历程 于宏英在中诚信集团发展成就展厅介绍了中诚信集团28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在信用评级、信用体系建设、征信、投资各个板块的业务发展情况。于宏英介绍中诚信业务开展情况 座谈会由张英杰主持。于宏英在座谈会上表示，开拓鄂尔多斯及内蒙古市场是中诚信的重要战略定位，要以内蒙古中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为平台和窗口，把中诚信集团的资源引入鄂尔多斯，助力地区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随后，韩刚、张英杰、沈双波、孔令强，分别对集团投资业务、信用体系建设、绿色金融、大健康、评级业务向与会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斯琴毕力格讲话 斯琴毕力格听取汇报后，强调了信用体系建设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借助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另一方面，要提升金融服务优化营商app，要实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希望中诚信充分发挥核心优势，与中诚信进一步深入合作，为鄂尔多斯市优化营商app、服务实体经济，建设“鄂尔多斯绿色金融示范区”献智献力，助力鄂尔多斯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座谈交流会现场 刘建勋指出，从建立内蒙古中诚信，到建成普惠金融两个平台，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激发了鄂尔多斯信用领域的建设工作。下一步，在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社会信用平台建设、绿色金融，以及发展资本市场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希望中诚信与鄂尔多斯市政府以及国投集团通力合作，持续推进鄂尔多斯经济高质量发展。 边子珍对中诚信鄂尔多斯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工作表示了肯定，他希望中诚信能够继续为建设鄂尔多斯绿色金融示范区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高利平表示，在与中国诚信合资成立内蒙古中诚信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内蒙古中诚信在鄂尔多斯市信用建设领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双方股东的优势取得更大成绩，同时希望在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入合作。 最后，于宏英对斯琴毕力格一行的到访及对中诚信工作的肯定表示感谢，中诚信将持续助推鄂尔多斯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为“鄂尔多斯绿色金融示范区”建设注智赋能。在鄂尔多斯市金融办和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中诚信开发的中小微企业信用融资平台7月16日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共发布257个金融产品，入驻企业523家，金融机构50家，对接成功115笔融资需求，实现融资金额7.9亿元。为助力复工复产、稳企业保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平台地址链接：http:www.ordosxy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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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84期本期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毛振华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搜狐财经对话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教授。在对话中，毛振华将今年的疫情对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影响与2008年金融危机比较，认为2020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很难实现零以上的增长，而中国由于有效控制了疫情，复工复产力度持续，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或有机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样迎来“错峰发展”，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毛振华同时提醒，2008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债务风险突出。此外，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货币投放到“铁公基”等项目，但投资效率很低。对企业而言，过多地借贷会导致债务风险增加，造成违约。毛振华说，“企业有危机的时候，应首先考虑调整资本结构，进行低价扩股或并购重组，而不是再去借钱。”毛振华建议，应该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比如给武汉地区减免三年的税费。财政赤字率不仅应突破3%，而且应该更高，后续应加大国债发行的力度。就财政投入而言，毛振华建议应该把钱投给市场主体，更多地用于民生，比如刺激消费。在刺激居民消费上，毛振华建议应该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消费券。 “因为甄别困难群体的成本很高，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对于富人来说，可以建一个基金鼓励他们放弃，比如中高收入者可以放弃消费券，通过基金再发放给困难居民。”毛振华说。关于发放金额，毛振华认为其他地区可以每人发放3000元，武汉可以发放10000元。武汉人口千万，考虑到消费拉动的乘数效应，1000亿元消费会带来更大规模的GDP，这一成本是值得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与搜狐财经对话搜狐财经：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毛振华：今年非常特殊，每个月都有新的判断。疫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即便现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由于西方国家疫情控制力度不足，疫情持续冲击经济，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很难实现零以上的增长。相对而言，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加大力度复工复产。中国经济下半年应该能持续实现正增长，并有底气把上半年的损失追回来一部分。今年中国会再次迎来像2008年那样错峰发展的机遇，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搜狐财经：在当前局势下，我国应该如何把握这次错峰发展的机遇，在宏观政策调控方面应该做哪些调整？毛振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抓住了超常规的错峰发展机遇。中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出台了跟其他国家差不多甚至更激烈的刺激政策。强刺激的稳增长政策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上升的重要基础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来又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2008年的反危机政策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在进行量化宽松的时候，累积了很高的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急速扩张。在金融危机之前，居民的债务率非常低，随着各部门债务率轮番上涨，居民部门债务也随之上升。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基本上都有负债，并且负债率不低。从过去全球的经验来看，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可能会造成经济危机，我们要对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况且当前疫情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下滑、消费能力下降，很多借钱的企业也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在整个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债务比重进一步上升可能带来更大的负效应。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吸取2008年危机的经验教训，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现在的情况要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要找到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工具，同时风险要可控。对于扩大债务工具的方法要慎重，要精准。货币政策不要大水漫灌，即使是结构性的宽松也要非常谨慎，避免扩大债务危机和违约风险。疫情之下，我们采取了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但货币投放出来之后，难以找到落地的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新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加强针对性，既要救急，又能跟长远的发展战略少冲突、不冲突。大规模的基建、“铁公基”这样的项目挖掘已经到了尽头。当前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有效实现资本形成，资金利用不仅效率低，而且见效时间长。所以，要改变过去的习惯，在重大项目上的财政投入应非常慎重，财政投入应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另外，要防止经济断崖式的下行，一定要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让产能得到有效发挥，抓住一切机会稳定生产，稳定市场。搜狐财经：中国今年财政赤字率超过3.6%，您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一个应该发挥主要作用？毛振华：首先3%的红线是个经验数据，是常态经济app下对财政政策限制的一个标准。但现在应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危机，财政赤字率应该突破3%，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货币的投放都是用债务工具，而债务投放都是有利息的，中国的利息大概占了GDP的15%到17%，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债务和利息支付的成本上升，给全社会带来了相当重的债务包袱，因此财政上的发力非常重要。财政发力主要可以通过两点来实现，如给企业减税或者向居民发放福利。综合来看，我们依然要延续比较谨慎的总量政策，但结构上不应过于谨慎，财政赤字率应该突破3%，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搜狐财经：相对美国，我们的债市规模相对较小，您觉得现在是否适合扩大发行国债和企业债，建立更加庞大的债券市场？毛振华：总体来看，当前债券市场要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调整，但国债量并不大，而且国债占比太小。当前形势下，如果还不起债的企业发行过多的债券，就会导致债务违约，最后引发系统性的问题。因为有不少企业是在常态经济app下就有可能要被淘汰的企业，在疫情困难的特殊时期借了钱，反而进一步加速企业死亡，进而加剧了债务风险。因此，对于这类缺钱的企业，更不能鼓励他们去借钱。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本身效率较低的时候，资金容易空转，很难直达实体经济。所以我认为，当前应通过政府加大加杠杆力度，企业举债应该更加严格规范。企业有危机的时候，应首先考虑调整资本结构，进行低价扩股或并购重组，而不是再去借钱。搜狐财经：尽管当前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CPI涨幅收窄，PPI同比下降。您认为我国未来的风险主要是通胀还是通缩？毛振华：CPI与PPI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在需求下降，产能过剩；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压制CPI的重要原因。服务业产品都是打折促销，一般工业支撑品供过于求，所以未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全社会除了少数阶层之外，居民收入普遍下降，需求端购买力不足。虽然货币发行是膨胀的，但是价格和需求并没有同时提高，就会造成通缩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通缩的可能性大于通胀的可能性。搜狐财经：针对这个问题，有哪些解决的办法？毛振华：核心要从需求端发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需求受收入制约，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在收入分配方面，如果把劳动者分配的部分提得太高，就会出现企业劳动者成本上升的问题，最优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政府部门的分配让一部分给劳动者。政府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实现转移支付：一方面是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居民减少后顾之忧，放心消费；另一方面是让劳动者提高收入，有钱消费。由于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呈边际递减的规律，所以进一步提高富人消费的空间很小，但如果提高工薪阶层的分配收入，他们会在短期内把大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搜狐财经：在刺激居民的消费能力方面，您觉得应长期发放消费券还是现金补助？毛振华：我觉得应该发放消费券。现在大家的基本生活消费倾向是下降的，特别是非刚需消费。消费券能够让市场重新得到启动，让基层中小服务业得到保障，而不是把钱用于储蓄和财富投资。这个消费券不是“打折券”，而是钱的代名词。现在很多地方的消费券是政府组织商家捆绑促销，政府不用拿钱或者少拿钱，捆绑之后居民要使用消费券还需要自己去出钱匹配。另外，应该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足额购买的消费券，而不是采取差别性的发放。因为甄别困难群众的成本很高，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对于富人来说，可以建一个基金鼓励他们放弃，比如中高收入者可以选择放弃消费券，放弃的消费券还通过基金再发放给困难居民。搜狐财经：在消费券的设计上，是否需要用在非刚需的消费品上？毛振华：这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来制定，消费券可以在刚需和非刚需消费之间置换，总的来说是肯定能够对非刚需消费形成一定的支撑。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政府不应对消费内容进行过细的划分，过细的划分过程繁琐且不一定带来公平。在强调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考虑老百姓的想法，往往带来更高的成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武汉地区可以多发一点。比如，其他地方发3000元，武汉可以发10000元。作为一次性开支来讲，像武汉市1000万居民会带来1000亿元的消费，考虑到消费拉动的乘数效应，1000亿元消费会带来更大规模的GDP，这是很值得的。搜狐财经：现在如何救助中小企业？毛振华：“六保”核心是保就业，保就业的核心是保中小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解决的就业有限，受到危机的冲击也相对较小，不会轻易解聘员工，所以国有企业不是保就业核心关注的领域。而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科技创新型和出口外汇型企业，雇佣劳动力多。因此，加大中小企业扶持的力度，精准施策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度引导银行信贷救助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救助中小企业，甚至给银行规定比例去放贷是不合理的，因为银行自身运营的客观规律导致银行不适合给风险企业贷款。因此，要强调财政方面的支持，给企业减免税费甚至直接发放就业补贴。像武汉地区可以减免三年税费，但减免税费的企业要解决一定的就业指标。搜狐财经：针对目前的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毛振华：我觉得要两方面着手，一是精准施策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运转起来，让他们得到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给他们信心，而不是给他们增加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就是鼓励人们采取各种形式的就业，包括摆地摊也是应急的方法。地摊经济扶持小型创业者，各种服务业应运而生，这是应对中小企业倒闭的补充措施，但就业政策仍然需要更加全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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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逐渐蔓延到全球的金经济危机是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水岭。其实，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长周期的增长后，在2007年达到峰值，实际上也需要进行一次周期性的调整。2008年上半年，我们施行的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当我们在奥运圣火熄灭之后再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时，世界已是满目疮痍。我们的首要任务调整为应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从这时开始，中国这个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既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我在2009年发表的题为《次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报告中已经提出，金融危机后支持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因素已经衰减甚至逆转，但韧性犹在；除惯性因素外，结构转型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将告别超高速增长而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这个提法曾被官方采用，只是后来被 “中高速”“新常态”等表述所替代，但表达的内容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平台下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有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人口、资源等传统红利逐步衰竭带来的必然结果。除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之外，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影响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启动货币宽松政策以挽救经济。相比之下，中国并非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所受影响相对可控，但随着欧美等经济体陷入萧条，欧美等国居民依托高负债支撑的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难以为继，外需大幅下滑，国内GDP增速也一度出现断崖式下跌。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在，通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或仍有望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GDP增速短期快速下滑使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度悲观，同时发达经济体大幅量化宽松的氛围也鼓励了国内政界学界通过政府干预稳定经济的热情。为了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进一步下行的风险，中国启动了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由此进入“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金融危机开始直至2016年，保增长、稳增长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政策更偏向于稳增长，但金融危机时的保增长措施本身就以防范风险、应对危机为出发点，本质上仍然与防风险有着重要关联。并且在保增长、稳增长的过程中,政策仍然对防风险予以了高度关注。例如，在危机之后，随着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开始显现，货币政策又开始调整。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将货币政策取向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08-2016年稳增长、保增长措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全球率先企稳，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难得的窗口期。中国经济保持次高速增长，与西方国家错峰，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在2014年成为资本输出国。中国经济从此站在近代史以来最高的平台上。但稳增长下“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宏观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快速积聚。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宏观总杠杆率已经达到265％，较2008年增幅超过120个百分点，虽然低于日本、法国、加拿大，但已超过美国、韩国，也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80％，居于全球首位；政府部门杠杆率也持续增长。此外，为稳增长投放的巨量货币在房地产、股市、债市伺机流动，导致了房地产结构性泡沫问题突出、资金 “脱实向虚”加剧等。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中国宏观政策迎来了调整窗口期，有机会在稳增长政策的边际效用下降和风险累积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开启一轮以控风险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调整。2016年年中，我发表了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转向防风险》为题的报告，第一次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浓缩为 “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报告提出，金融危机以来长期的稳增长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积累了债务居高不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攀升等诸多风险；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企稳，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宏观政策应转换至以防风险为重心。这个报告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渠道提交给中央并获得了领导批示。此后政策的调整与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判断。2016年７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 “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2016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防风险，这个思想在2017年的两会也有所体现；2017年10月举行的十九大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相关监管部门持续出台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宏观杠杆率增长出现边际放缓势头，风险有所缓释。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调整表明，如我之前所预期和建议的，宏观调控重心转向了防风险。2018年至2019年，在中美博弈加剧、中国经济运行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再度加大了对稳增长的关注。2018年６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政策，并在此后的多次重要会议中予以重申。但在政策变中求稳的同时我们并未放弃防风险。2019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稳”字当头的同时明确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2016年以来，中央关于经济政策依然有多个目标，但经常浓缩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逐步定性。回顾2008年以来十余年中国宏观政策所走过的路，我认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可以高度浓缩为两条：稳增长以及与稳增长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防风险以及与防风险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也就是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这是我近年来一个主要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经济学研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1979年９月进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开始算起，我与经济学结缘迄今已逾四十年。1983年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湖北省统计局综合处；两年后调入湖北省政策研究室，先后在战略研究处和综合处工作。1988年６月，我被借调到海南建省筹备组，起草第一届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建省后调入海南省政策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处副处长。1990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在1992年我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前，我基本上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从事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发表了一些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文章，也因此我2006年有幸加入中国人民大学，被聘为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结合之前的研究经历和研究兴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宏观经济动态分析与政策研究上，并和杨瑞龙教授、刘元春教授一起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研究团队每个季度发布一次研究报告，我几乎参加了每一次论坛,撰写过主报告和分报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不少观点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双底线思维就是其中之一。本书所收录的，正是这一时期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在经济学近三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各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不断涌现，大师辈出，灿若星辰。我不敢与经济学大师们相比，但思想的光芒无论多么微小，总该有它存在的价值。我把我这些年关于双底线思维的文稿整理成本书，如果诸位读者觉得能从中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启发和收获，我将深感安慰。毛振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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